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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

发布者:传文 日期:2013年10月11日 09:28 来源: 为龙网 【字号 :

从感性和辩证这两种基础性思维方式入手,大致可以梳理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几种基本特质,即:感性直观、含蓄委婉,强调整体、和合尚中,重视伦理、崇德向善,实用宽容、以人为本。

从感性和辩证这两种基础性思维方式入手,大致可以梳理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几种基本特质,即:感性直观、含蓄委婉,强调整体、和合尚中,重视伦理、崇德向善,实用宽容、以人为本。在下面的内容中,将对这几种基本特质做以阐述。

(1)感性直观、含蓄委婉

感性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础性思维方式,它强调人的主观感受、整体感觉和情感体验,注重对事物的直觉体悟。对感性思维的综合运用,使得中国人在感知判断、表达方式上都有独特之处。

在感知判断上,喜欢感性直观而不喜欢理性分析,喜欢直觉体悟而不喜欢抽丝剥茧。例如,在欣赏中国的水墨画时,通常会从整体上去感觉它的气韵生动,而不会从技法上去具体分析,如果从技法上去欣赏反而会失去了味道。书画同源,在欣赏汉字时同样会遇到类似的情况,如果长时间注视一个汉字,往往会生出陌生感,反而不能确定这是什么字了。感性直观的文化特质,使得中国人喜欢简约的风格,不喜欢太繁琐或太精确的东西。

对于中国人来说,太过繁琐的东西往往都不易被接受。例如,中国历史上极少有长篇政论或科学类文章,而抒发情感的精致诗词却多得不可胜数。这种简约风格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,在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上也同样如此。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开创了许多宗派,但流传最久的只有净土宗和禅宗。净土宗专修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念佛法门,口念“阿弥陀佛”简单易行。禅宗对繁琐的佛学典籍不太看重,其核心思想为:“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;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。”这等简约的作风正是感性文化所欣赏的。

中国人不喜欢太精确的东西,在观察客观事物时,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就可以了,对于精确的事往往会感受到压力。例如,在和他人约定见面时间时,通常会选择一个大致的时间段,而不会精确到几点几分;在回答问题时喜欢使用诸如“大概”、“差不多”之类的词语,而不喜欢太精确的答案。这或许与系统性的思维方式有关,因为中国人从来都不孤立地去看待问题,在不断变动的系统中,太精确的答案反而不准确。

在表达方式上,喜欢委婉含蓄而不喜欢直截了当,喜欢类比隐喻而不喜欢推理逻辑。这种表达方式与注重整体感受和情感体验有关。例如,中国人在处理问题时喜欢类比举例,通过相似事物之间的比照,从整体上来把握自己的内心感受,而不是直接进行逻辑分析。在文学创作上,诗歌、散文里常采用隐喻的手法,隐藏于其中的“理”不能直接说出来,而是需要读者去反复体味。在修辞上,喜欢铺陈排比、起承转合,而不喜欢不加修饰、平铺直叙,多了一张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,少有几分直爽爽黄河之水天上来。在绘画上,画山必有云,画水常弯曲,画寺庙只露出山中的一角建筑,或者直接画个挑水的和尚而未见寺庙,正所谓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。在日常生活上,中国人对人情世故特别看重,凡事要给别人留面子,以不伤大雅为好。

感性直观与含蓄委婉,是感性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运用的两个方面,在感知判断上我们是感性直观的,在表达方式上我们又是含蓄委婉的。这一文化特质看似矛盾,其实是内在相通的,相通于感性思维对整体的把握。这种文化特质使得中国人既有直达心际的通透,又有乐天知命的豁达;既有世事洞明的深刻,又有人情练达的圆通。我们用直觉去感悟世界,并怡然乐于其中。

(2)强调整体、和合尚中

感性思维和辩证思维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,受这两种基础性思维方式的影响,中国人从来不孤立地去看待事物,而是把自身与社会、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,因此产生了家国同构、天人合一等观念。《周易大传》上说:“有天地,然后有万物;有万物,然后有男女;有男女,然后有夫妇。”把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,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,于是,人就要与社会相协调,与自然求共处,这又导出了和(和谐)合(统一)的观念。

和谐强调的是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,中国古人处理得相当“科学”。孟子在《寡人之于国也》中说:“不违农时,谷不可胜食也;数罟不入洿池,鱼鳖不可胜食也;斧斤以时入山林,材木不可胜用也。”在孟子那个时代,就已经表现出对生存环境的关注,他所提出的方法确实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。庄子在“马蹄篇”中说:“禽兽可系羁而游,鸟雀可攀援而窥。”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乐的浪漫图景。《吕氏春秋》更是主张要善于利用自然资源,保护自然资源,反对“竭泽而渔”,要求以和善、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。这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,在自然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愈益显示出它的现实意义。

同自然环境相比,中国人更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因此,中国传统文化把协调人际关系放在了首要位置,在现实生活中,处处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。例如,孔子主张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,把和谐作为礼仪应用的最高标准。孟子提出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”,在天地人这一完整体系中,把“人和”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。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,和谐不是等同,在整个体系中允许多种元素的存在,因而是和而不同,求同存异。

那么,怎样才能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呢?中国古人在辩证思维的指引下,找到了中庸这一方式。中庸可以简单理解为从中间通过,强调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思想和行为的适度恰当,以此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。极高明而道中庸,这种辩证地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得到了孔子的称赞,他说:“中庸之为德,其至矣乎。”认为中庸是最完美的道德。中庸思想在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时非常实用,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欢迎,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主流思想而保存了下来。

统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是一个整体。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体现在天人合一观念上,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做了说明。人与社会的整体性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强大吸纳、融合能力上,即不断吸纳周边的文明并融合为一体。这种吸纳、融合的能力,既有中国所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因素,也有实用理性的考量,将在下面“重视伦理、崇德向善”和“实用宽容、以人为本”两段文字中继续阐述。

张岱年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“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,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。”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言,强调整体、和合尚中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。

(3)重视伦理、崇德向善

从生产方式上来说,中国古代文明大体上属于农耕文明。在农耕文明之前,人类处于氏族部落形态,主要以采摘野菜和打猎的形式维持生存,可称之为采猎文明。氏族内部依靠血缘关系建立宗法制度,并依此来维持整个氏族的稳定。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,采猎文明最终被农耕文明取代,氏族部落也开始向国家形态转化。

农业耕作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完成,因此更为强调集体的作用。进行农业耕作的集体,仍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,小的以家庭为单位,往上形成家族、宗族、社会,进而构成国家,正是出于这一点,使得氏族部落时期形成的宗法制度得以延续。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,形成了家国同构、家国一体的观念,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。从社会的角度来看,德(善)体现为利他属性的总和,是组建社会的直接推动力,并起到维持社会整体稳定的作用。在家国同构的观念之下,使得重视伦理、崇德向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。

家国同构的观念,使得个人、家庭、宗族、社会以及国家成为一个整体。加之治理黄河、对抗灾荒、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等因素,这些都需要统和各个小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,使得统一(合)的观念深入人心。另外,在对蛮夷与华夏的区分上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就确定了以文化认同为标准,而非以地域、种族差别为标准,即以衣冠、礼乐等礼仪文化来进行衡量。只要习礼乐、正衣冠,蛮夷亦可成为中华。这种认同方式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,使得中华民族在与周边民族共处、共融的过程中,整体表现相对温和而容易被接受,因而具有了较强的吸纳性和融合性。

伦理的作用在于确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,即明确家庭成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,例如,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,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。这种人伦关系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础,推己及人地推广开来,就形成了规范社会行为的礼仪。从周公制礼作乐,统率诸侯,到孔子克己复礼,强调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,再到董仲舒确立三纲五常,礼仪一直起到维护家庭稳定、社会和谐的作用。人们在行为上知礼、行礼,把礼仪运用到了生活的各个层面,两千多年礼仪文化的践行,使得中国成为了礼仪之邦。

在中国传统教育上,伦理与道德始终处于首要位置。《大学》开篇就讲: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、陆王心学,在教育上始终以“明人伦”为宗旨,把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中心。这种教育方式,使得老百姓在整体上文明有礼、乐善好施,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淳朴风气和安定祥和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伦理、崇德向善的特质,使得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生活,普遍具有向善之心,逐渐养成积善传家、德荫后人的观念,为稳定社会秩序,保障人民生活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。

(4)实用宽容、以人为本

中国古代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,这与人多地少,一直处于求温饱状态的现实处境相关。因此,中国历代王朝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。农业耕作的特点是不太在意中间过程,关键要看秋天能否收获,因此更强调实际的效果。加之辩证思维这一注重实用性的基础性思维方式,在与农业耕作生产方式紧密结合后,使得中国人更注重事物的实用性,重视经验,务实事、戒空谈,注重身体力行。

例如,孔子强调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,他自身也确实是个非常出色的实干家。《中庸》中的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”,重心最后还是放在了“行”上。“学以致用”、“知行合一”都是注重实用性的体现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成功标准,不是学问做的有多好,也不是诗词写的多美妙,而是要出来为社会做事,学而优则仕,以实事程事功。外来文化,例如佛教文化,在与中国本土文化(特别是儒家文化)融合后也发生了相应变化,对于现世人生的价值,由完全否定转变为不完全否定,推崇“菩萨行”,让学佛的人在救助众生的过程中成佛,这使修佛具有了实用价值。

格物致知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,要想获得知识就要不断去实践、总结经验。中国古代技术特别发达就是重视经验的结果,四大发明不是通过某个理论推导出来的,而是在大量实践(试错)的过程中被发现的。在发现一种现象之后,例如发现把芒硝、硫磺和木炭混合在一起能够引起爆炸,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其背后的氧化还原反应原理,而是忙于炸药的实际应用。另外,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技术、兵法运用水平都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,这些都是注重实用的表现。

对实用性的注重,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宽容性。孔子认为:“攻乎异端,斯害也已。”这体现了儒家的宽容精神,不搞排斥异己,主张求同存异。中国数千年没有宗教迷狂或教义偏执,而是大搞“三教合一”,谁有道理就听谁的,这里面都蕴涵着宽容精神。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:“正是实用理性的这种宽容性,才使儒学本身和中国文化能不断吸取和同化外来事物、思想而继续生存和发展。不吸收和同化道、法、阴阳,就不会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;不吸收佛教,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学;不吸收西方自然科学观念,就不会有康有为、谭嗣同的近代儒学。”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,有宽容才能有成长,也才能给自己找到最合适的生存方法。

对实用性的注重,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人为本的特质。孔子曾告诫弟子:“务民之义,敬鬼神而远之,可谓知矣。”“未知生,焉知死?”在孔子那里,不谈鬼神等未知的神秘,也不谈死后彼岸的超脱,而是注重此岸生活,强调现世人生的价值。孔子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,得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。“域中有四大,道大,天大,地大,人亦大。”“天地之性人为贵。”把人类在万物中的地位看得极为高贵。在提升自身素质方面,不依靠外在的“神力”,而是强调向内省察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修身来进行自我完善。

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四种特质,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、人文环境相适应,并在感性思维、辩证思维这两种基础性思维方式的引导下生发而成。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上看,它即具有许多优秀传统,也有不容忽视的缺陷。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上看,它又是在不断增容扩充的过程中形成的。因此,我们既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,又要吸纳、融合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,以便形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文化,为人民生活、社会进步服务。(本文为原创,作者为传文,首发于为龙网。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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