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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思维

发布者:传文 日期:2013年10月09日 09:12 来源: 为龙网 【字号 :

为了降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难度,有必要对之加以厘清,让学习者了解它的基础思维(也称逻辑)和基本特质,以便得窥堂奥,尽快入门。

    复兴中华民族任重道远,择其要者,必然要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,找回民族的灵魂开始。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,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易事。一则年代久远,特别是近现代以来,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上逐渐西化,对传统文化已经产生历史隔膜感;二则涉及面广泛,传统文化渗透在思想、道德、政治、生活等各个领域,支脉杂陈,博大精深,走入其中常使人不知身在何处,茫茫然如坠五里雾中。为了降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难度,有必要对之加以厘清,让学习者了解它的基础思维(也称逻辑)和基本特质,以便得窥堂奥,尽快入门。

我们先来看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思维方式。在宏阔驳杂的人文遗迹以及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里,想要找到这种基础的思维方式实非易事,然而任何事物的发生、发展都有踪迹可循,思维方式也不例外。从进化的角度来看,思维方式历经感性、知性、理性三个阶段。后衍思维方式产生后,前体思维方式仍然存在,但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弱化。例如,人类进入理性思维阶段后,其感性思维依然存在,只不过人们在思考问题时更愿意相信推理,而不愿意相信直觉。不同思维之间存在着过渡状态,这种过度状态可以被视为后衍思维的初级阶段,例如,辩证思维是理性思维的初级阶段,处于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之间。纵观中国传统文化,上述思维方式(包括过渡状态)均有不同程度的演绎,相较之下,感性思维与辩证思维所占比重最大,可视为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思维方式。

感性思维强调的是人对具体事物的直觉体悟,注重直观简约、整体感觉和情感体验。在判断时往往是感性直观的,喜简约而不喜繁琐,喜整体而不喜分析;在表达时往往是委婉含蓄的,这与注重整体与情感有关;在人际交往中,重视人情往往甚于规则。感性思维反映在文化上,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感性直观、追求简约、含蓄委婉、强调整体、追求和合等特点。

辩证思维是人类早期通行的思维方式,古希腊的泰勒斯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,古印度的释迦牟尼,中国的老子、孔子,等等,那个时代的圣哲都使用辩证思维来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,东西方对辩证思维的认识发生了差异。在西方,亚里士多德最先发现了辩证思维的疏浅,转而去研究形式逻辑(属于知性思维),后人在此基础上进而发展出理性思维;在中国,辩证思维很少受到质疑和挑战,一直沿用至今。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,辩证思维的疏浅在于它相较于理性思维显得更为原始。这里的“原始”不含贬义,因为越是原始朴素的东西对生命支撑的力度反而越大,就好比在日常生活中,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运用着辩证思维,而理性思维真正运用的机会却少之又少。辩证思维强调从整体上看问题,具有对立同一、循环转化等特点。辩证思维反映在文化上,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调整体、重视伦理、注重实用、宽容融合等特点。

感性与辩证这两种基础思维方式,在与中国半封闭式的地理环境、早熟的农耕生活状态、紧张的人伦关系等因素结合后,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全面的影响。下面,我们试着从思想、道德、政治、生活等领域做以疏浅的回顾,希望能达到验证感性、辩证这两种思维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。

在思想领域,古老的《易经》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,阴阳二爻一摆出来就体现为辩证关系。由此引申出的太极、阴阳、五行、八卦等观念,这些都是对辩证思维的反复应用。例如,太极图中的阴阳双鱼,既是循环转化的,又是对立同一的,从中能够感受到和谐与包容,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。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主张“道法自然”,其思想处处体现着辩证思维,其文字简洁华美,其深刻让来者难望项背,故可视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运用的巅峰。儒家的孔子,提出“克己复礼”这一口号,一生都在梦想着恢复周公时期的礼制,这说明他相信事物是可以循环转化的,儒家的中庸、大同等思想,同样是辩证思维的运用。另外,法家法、术、势的运用,兵家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转化,墨家在兼爱天下的同时不忘尊君尚同,这些都以辩证思维为基底而展开。佛教传入中国后,带来了三世的观念,即前世、现世、来世,使人知道了天堂和地狱、善恶因果以及轮回转世,这同样是辩证思维的运用。

在道德领域,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这一道德体系,同样贯穿着辩证的思维。仁的本义是精英、精华,在阶级社会里指贵族,通常也称君子,常与小人相对。仁者爱人指的是阶级社会中的上等人要爱护、体恤下等人,可见,仁在此又转化为对社会精英的一种要求。在修身成君子的过程中,要经历内圣外王的转化,这里同样体现着辩证的思维。孟子指出,“义,人之正路也。”以义为正,同时也就以不义为邪,这里就存在了一个正邪对立的辩证关系。在义利之辩中,义与利本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格局下的展现,随着格局的变化是可以发生转化的。义利之辨看格局,义是格局内的利,利是格局外的义。心怀个人、族群,对其格局之外必趋于利的争夺;心怀天下,所有的利都在格局之内,自然唯义是从。礼的本义是按照鼓点的节奏有规律地做出相应的动作,可以简单理解为规则,这里就存在了有序与无序的辩证关系。孔子所尊崇的周礼,其要点在于“尊尊”和“亲亲”,即尊重有尊位者,亲近有血缘关系的人,这里面同样体现着辩证的思维。智可以理解为人对所依存环境进行开拓而获得的生活经验,以及在此经验上升华出来的道理,它本身就是辩证判断的集合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,对智又进行了细分,对外为智,对内为慧,俗语里有急中生智、静极生慧等说法,从中也能看到辩证的思维。中国古代的信,是在忠、孝之下的忠信、孝信。例如,《吕氏春秋》记载了“直躬证羊”的故事,说楚国有一个很耿直的人,举报了他父亲偷羊的事,官府非但没有奖励他的诚实,反而要因为他对父亲的不孝而杀他。庄子听到这件事后说:“直躬证羊,信之患也!”孔子则更直接地指出:“直躬之信,不若无信”。这种信与不信之间的考虑,必然要建立在辩证的思维之上。

中国古代的政治与伦理是掺杂在一起的,没有明显的划分,故而有以仁治天下、以孝治天下等说法,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感性思维中的整体性,又能看到辩证思维里的对立同一思绪。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顺序中,能够看出由己而家、由家而国、由国而天下,家国同构层层递进的关系,在“尊尊”、“亲亲”、推己及人的基础上,能够感受到宗族制度与国家律法相融合的宗法制度之脉搏。在对国家的实际治理上,也是政治与伦理掺杂着进行的,即通常所说的“阳儒阴法”。在具体表现上,一方面指外在统治上强调遵行儒家的仁孝观念,在实际统治中却实行法家的规则;另一方面,是指从中央到郡县运用法家思想管理,县以下的乡村则主要依靠缙绅(一般指宗族的族长或地方上的头面人物)来代为管理。例如,如果是同一宗族里的人闹纠纷,通常要开设本宗族的祠堂,由族长亲自主持,一般的民间纠纷在此都能解决。如果有宗族内部解决不了的纠纷或宗族之间的纠纷,才需要上报县衙。由缙绅阶层管理乡间事务,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的实际运用。正是缙绅阶层的存在,使得中国农村的结构异常稳定,这是中国文化绵延发展、从未断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在生活领域,感性思维与辩证思维体现得更为细腻。例如,我们用筷子吃饭,两根筷子既独立分开,又合作夹菜,讲究的是和谐与合作;喝茶所用的茶具,一个茶壶要搭配几个茶碗,这样才成一套,讲究的是整体与个体的协调统一;在住房上,正房之下有东西厢房,又有南厅与之相对,讲究的是上下有别以及对称呼应;在对弈中,黑白棋子虚实相对、互为利用,讲究的是随形造势、权变转化;在文字上,汉字既讲究以形表意,又讲究抽象简约,使得自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;在书画艺术上,不看重描摹形似而看重写意传神,体现的是感性与直观;在诗句文章上,讲究用字押韵、工整对仗,体现为对立同一的关系;在实际生活中,更注重实用可行,千羊在望不如一兔在手,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;在待人接物上,讲究含蓄委婉,顾全面子,不伤和气;在处理纷争上,通常不愿做出明确判断,却愿意充当和事老,喜欢和稀泥;等等。对感性思维与辩证思维的综合运用,使得中国古人的生活里,既有天人合一的情志,亦有通权达变的圆融,在浮沉动荡里保有自身,在闲情逸致处创建诗意的栖居。

以上从思想、道德、政治和生活四个领域,对感性、辩证这两种思维方式做了非常疏浅的回顾,从中可以看出,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,主要是以这两种思维方式作为支撑。感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思维方式,其他思维方式,例如系统性思维、实用理性等,可视为在此基础上的继续阐发。从这两种基础性思维方式入手,大致整理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几种基本特质,即:感性直观、含蓄委婉,强调整体、和合尚中,重视伦理、崇德向善,实用宽容、以人为本。在下面的内容中,将对这几种基本特质做以阐述。(本文为原创,作者为传文,首发于为龙网。)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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