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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式贵族的历史渊源

发布者:weleve 日期:2012年03月13日 11:39 来源: weleve.com 【字号 :

  说到中国式贵族的历史渊源,其实,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缺乏贵族传统的国家。所谓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,纵观整部中国历史,自秦朝统一建制以来,王朝世系频繁更迭,从来就有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的说法,自然也就无法形成相对稳定的贵族家族。

  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仕族、贵族和士绅阶层

  说到中国式贵族的历史渊源,其实,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缺乏贵族传统的国家。所谓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,纵观整部中国历史,自秦朝统一建制以来,王朝世系频繁更迭,从来就有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的说法,自然也就无法形成相对稳定的贵族家族。在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中国形成了“庶族”与“仕族”两种社会阶层。“仕”单独来看,在汉语中有“官”的意思,仕族本来是指魏晋时代形成的封建贵族,它们由于门第显赫可以因此而获得官位,虽然不一定是世袭,但已经和庶族即平民形成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明显区别。所谓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仕族”就是这种现象的描述。

  华夏社会在贵族阶层消亡之后,以发达的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替代贵族的新的社会阶层。为了用科举入仕取代过去贵族身份的荣誉感,对于非科举入仕的人,在授予重要职务之前,往往也先要“赐同进士出身”。士大夫是一个政治文化素质较高的社会阶层。他们被要求以天下为己任,一方面为儒家建立起道德形上学——理学,信奉“理”高于“势”;另一方面,又承继了中古仕族对于典章制度的信守,而鄙夷浮薄文人的荡检逾闲,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谋求实现儒家内圣外王合一的理想。即便这仅仅是一种理想化,但至少体现了一个精英阶层对自身的规范要求。既然士大夫和“科举制度”相伴相生,那么科举制度的消亡也就意味着士大夫阶层政治制度保障的缺失。1905年9月2日,慈禧上谕明告:“著自丙午科为始,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。各省岁科考试,亦即停止”。这不仅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千年绝唱,“士大夫”从此也成了一个空有“士大夫情结”,而再也没有实际地位的历史名词了,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。

  近代中国曾短暂的出现过贵族阶层,就是满清王朝的满洲贵族。其时,满洲人,尤其是上层满洲人许多以靠祖上荫功获得世袭的贵族爵位,但这种贵族头衔不如欧洲的贵族头衔稳固,可以被皇帝随时剥夺,皇帝也可随时对有功之士予以加封,封赏给荣誉头衔甚至世袭爵位。这个贵族阶层事实上也没有统一的精神理念和素质要求,尤其是在当时社会文明已经达到一定程序的情况下,但在满洲贵族中教育文化不光没有受到重视,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鄙视的,这极大的制约了中国近代贵族阶层和贵族精神的延续和发展。

  戊戌变法之后,中国知识界曾在日本展开一场有关变法的辩论,梁启超是其中的担纲人物,有别于儒家家国一体观的国家观念在这场讨论中诞生。通过这场辩论,参辩双方接受了新的国家观念:国家不再是从家庭伦理一直推到天下观的一个体系,而是国家者是国民之国家,由个人联合组成国家——当然那时候民智未开,所谓“国民”指的是士绅阶层,中国近代的许多 革命家事实上都出自这个阶层,因为当时士绅阶层对教育文化的重视促成了思想上的提升,才形成了进步的革命意识。某种意义上,这个阶层和今天的精英中产阶级有点相似,未来将会是促进国家不断改革进步,代表国家公民力量的中坚阶层。

  中国现代的贵族在哪里?

 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名词,各自代表着流行的价值取向。以前曾遭贬斥和批判的“贵族”、“上流社会”、“品位”等词语,不知何时均恢复了名誉,成为热衷新潮的人特别是“成功人士”追逐的目标。稍加分析便可看出,是资本和商业炒作在操纵近年来的时尚流变,当然,各类媒体在这中间也推波助澜,并借此谋利。但是,正像市井喧嚣恰恰遮掩了商人的计谋,“话语狂欢”容易将人带入“理智的盲区”,“贵族”、“上流社会”、“品位”一类名词,也正利用和借助现代传媒,置人于一种“无意识的接受”。德国社会学家卡尔?曼海姆以卓越的分析向我们说明,“无意识接受”是统治力量操纵社会的手段,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传播策略,一般而言,意识形态都企图实行对大众的控制。 看来,我们有必要在“贵族”、“上流社会”、“品位”这类时髦言辞面前停下匆忙的脚步,宁神细听,分辨其内涵,识别其品质,免得被人引入“盲区”却不自知。

  现代社会承认个人奋斗发展的成功,而并不以出身为唯一衡量标准。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,随着社会的发展,中国出现了这样一批人——知识中产阶层、经理人阶层、精英企业主,这些人在经济上更为独立,在财产权方面更是如此。他们中有部分人具有良好的公民素质、公德意识和消费格调,仕族网认为这部分人就是新时代的贵族阶层——中产阶级,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,具有专业的工作技能,对社会弱势群体充满爱心,对待社会矛盾更具理性,比大多数人更向往自由的生活,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。

  当然,由于当前的中国处于等同于资产阶级萌芽发展时期,企业家和富人群体的品性素质、道德水准与他们具备的能量和掌握的社会资源还不对称,与人们心目中的“贵族”标准还差的太远。总体而言,作为一个阶层,中国企业家和富人群体还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,其品性参差不齐,不少人文化上欠修养,许多人财富的来源和积累过程缺乏合法性。尽管这个群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,试图用一些政治形式上的举措来巩固其财富和社会地位,但在当前中国,这些形式主义的举动最终能获得怎样的效果,无法定论。虽然不少人常有捐助“希望小学”和其他公益事业的慈善行为,但这个群体的多数人还没有学会支配财富。我们经常看到的“黄金宴”、“888万元豪车”之类报道,显示着这个阶层还处在“炫耀财富”的虚荣之中。

  我们已经拥有巨额财产的企业家和富豪们,渴望“由富到贵”,渴望获得尊贵感,这很自然也是好事。只是“由富到贵”,并不简单,绝非易事,并非举办一个烛光晚宴、盛装出席、按西方礼节举手投足便能“提升”到位;更非简单的数字相加,由财富的不断累积所能抵达。今天一个富豪,其财富恐怕多于当年几十个英国贵族财产的总和,可并没有谁真的认为富豪就是“贵族”。一部英国贵族历史告诉我们,一个社会群体之所以“贵”,不在其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巨额财富,更不在其“炫耀财富”的生活方式,而在其品行端正,操守优良;更在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,为其他群体提供了保护和帮助,以及对国家荣誉的捍卫;还要看其是否为民族前途与正义事业付出了代价,是否做出了应有的牺牲。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些素质、功业和条件,这个群体才“贵”得起来,才有资格被人们称为“贵族”。

  为中国精英力量的成长发展计,我们今天真的需要“贵族”,或者说,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需要一个有贵族素质和作为的群体的时候了。数遍各个阶层,最有能力和可能担当这个角色的还是高级经理人阶层和企业家群体,如王石,唐骏,张朝阳之流。如上所述,这两个阶层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和影响力,只是还没有表现出与自身实力相称的社会作为。所以,修养和锤炼素质,端正自己的品格,是他们眼下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。他们需要的不是举办晚宴来“提升品位”,而是需要有更深厚的人文学识,更加敏锐的道德良知,需要对财富的本质和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;此外,对拥有巨额财产的一种负疚感,对社会弱势群体更多的同情心,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在这个基础上,他们需要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胸怀,对社会走向何方有更深刻的认知与把握,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有更清晰的定位,并渐渐懂得应通过何种更有效的途径及方法,引领和影响整个社会公民素质的提升,为中国人在世界崛起做好国人形象和素质上的培育准备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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