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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锋:盼清官不如盼清制

发布者:传文 日期:2012年11月26日 09:12 来源: 家国网 【字号 :

清嘉庆四年(1799年)正月初四日,49岁的和珅被免职。正月十五,和珅的20条大罪,被公告天下。3天以后,和珅被皇帝下令自尽。

清嘉庆四年(1799年)正月初四日,49岁的和珅被免职。正月十五,和珅的20条大罪,被公告天下。3天以后,和珅被皇帝下令自尽。据说,在狱中,和珅作了两首诗,题为《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》,感慨30余年的宦海生涯。

“夜月明如水,嗟予困已深。一生原是梦,卅载枉劳神。屋暗难捱晓,墙高不见春。星辰和冷月,缧绁泣孤臣。”在第一首诗中,和珅把一个“悲”字托出,透露了一个戴罪之人的悲凉态度。夜深人静,明月高挂,内心翻江倒海的和珅,睡不着,只能慨叹外面的美好生活与自己永远无缘了,总结30多年的高官生活,所有的锦衣玉食、珠光宝气、前呼后拥,好像一场梦。悲到虚无,便是梦。

“今夕是何夕,元宵又一春。可怜此夜月,分外照愁人。对景伤前事,怀才误此身。余生料无几,空负九重恩。”在第二首诗中,和珅把内心中如江河一般的“悔”水倾泻,只可惜,覆水难收,人生没有后悔药。他再也不能从头开始做一回清廉正直的好官了。即使他再对皇恩感激,三叩九拜,也只能增添一个贪官的悔恨态度。

可以想象,在生命的最后几天,和珅的头发一定愁白了不少,脸色苍白许多,胡子拉碴的,捧着饭碗的手颤抖着,眼角多了些皱纹,眼球中的血丝清晰可见,眼神中流露出不少的哀怨、无奈、悲凉、懊悔,甚至还可能有看透为官本质的冷静。如果他曾经踏实做官、清廉为民的态度能够贯彻一生的话,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。

200多年后的中国,也有许多有名的官员,在被法院审判前后有过与和珅类似的心理,说着类似的懊悔的话,表达着类似忏悔的态度。例如,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在获刑15年时悲痛地说:“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,我知罪、认罪、悔罪。”曾经的高官胡长清、成克杰、王怀忠、肖作新、李嘉廷、周良洛等人,在被审判后也有着类似的态度。人们不禁要问,为什么这些官员到了东窗事发的那一天,才表现出幡然醒悟、后悔犯罪、想要廉正做人的态度呢?

要回答这个问题,可以从官员们在工作、生活中所欣赏的各种态度中窥测端倪。在工作、生活中,一些官员对人、对事有着三六九等的态度。

对人,一些官员在对待上级、同级、下级、熟人、生人上有着界限分明的态度。对待上级,这些官员常常鞍前马后、阿谀奉承、送钱送物,以给上级留下一个“孝敬”的印象。有一些形象的例子出现在作家王跃文的小说之中。比如,在他的代表作《国画》中,主人公朱怀镜原本比较廉正、淳朴,但是,进入官场后,他逐渐发现自己的本色对仕途升迁没有帮助,于是,他开始改变态度,变得能“混”,溜须拍马,左右逢源,把各种重要关系疏通好。白天做事让领导们满意,晚上搞声色犬马让领导们及其亲属、身边人满意。领导喜欢字画,就想尽办法送领导价值28万元的国画《寒林图》;领导过生日,就投其所好送寿礼;平时给领导送来粮食、蔬菜,绿色食品;等等。领导们满意了,他的官职就一路高升了。在现实生活中,人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官员在献媚上级,获得许多不正当利益。

对待同级,这些官员常常“窝里斗”,当面和颜悦色,背后说坏话、使绊子,落井下石。在中国的官僚系统中,党政一肩挑的现象比比皆是,比如,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,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任居委会主任,党委书记兼任校长,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等,都说明了同级之间易产生矛盾、难以共事的常态存在。都想当事实上的“一把手”,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当“二把手”,说明在“人治”传统浓重的政治系统内,“一把手”比之于同级要重要得多,风光得多,有地位得多。众所周知,薄熙来不论在大连、辽宁省、商务部任职,还是在重庆任职,都享有“铁腕”名声,说一不二,同级官员们的心理怎能平衡?

对待下级,这些官员常常希望被“捧”。读一篇简单的工作报告,希望下级冠之以“高屋建瓴”;写一副章法不严谨的字,希望下级吹嘘为“笔力虬劲,独树风骨”;做一个决定,希望下级吹捧为“英明睿智,有战略眼光”;在酒桌上说一个历史笑话,希望下级赞誉为“有深厚的学术造诣”;等等。用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的话说:“如果有人给你送礼、请吃饭、安排娱乐活动,说明你在当地是一个人物,有权威。不然你就是窝囊废,没人瞧得起,只配坐冷板凳。”马德认为这是官员的价值体现。有了这样的为官态度,那些阿谀奉承、口蜜腹剑的下级,就有了仕途升迁的快车道,而那些辛辛苦苦做事、老老实实做人的下级,则只能把自己的冷板凳坐穿了。

对待熟人,这些官员常常“热情”。“混个脸儿熟”,是官场上的一句名言。一起开会,一起培训,一起旅游,一起搞项目,一起吃饭、喝酒、交际,时间长了,就会熟悉,熟悉了,就会生出情分,称兄道弟,你来我往,态度就有了几分热烈。为熟人办事、批项目,就可以简化程序,省去不少拖延,减去不少公家的收费;为熟人服务,常常可以做到笑脸相迎,周到、细心,让熟人舒服,因为,以后托熟人办事时,可以享受同等服务。而对于生人,官员为之办事、服务的态度,则经常展现“冷漠”。“门难进、脸难看、事难办”的官场老话,常常就是官员对待生人的态度。例如,人们常常看到一些对外服务窗口上贴着许多的文明用语,如“十不准”,“八禁止”,“六做到”,“五记住”,“三承诺”之类,就是应对“服务生人”产生纠纷的无奈之举。熟悉、生疏之分别,远离了“为民服务”的根本要求,更远离了按章办事的行政伦理。从历史上看,传统的农业社会喜欢熟人逻辑,而现代社会则喜欢生人逻辑,因为熟人逻辑,讲究的是感情、伦理,不利于公平、正义的实现,而生人逻辑讲究的是规则、法治,利于公平、正义的实现。

官员对待人,区分三六九等,逐渐会把人治的风气当做自然。在这样的风气中,官员训练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式的逆向选人习惯,符合口味的人被留下,不符合口味的人被边缘化。久而久之,熟悉为官“厚黑学”的人在官场中呼风唤雨,而踏实做事的人则被排除在权力中枢以外,一个效率低下、裙带勾连的官僚系统就越来越壮大,越来越臃肿。

有了上述对待人的态度,那么,对待事情,这些官员也有配套的选择。一是做上级喜欢的事情。这好理解,因为上级掌握着自己的“乌纱帽”。例如,有的官员为了贿赂上级,通过赌博输钱,送公司“干股”,以投资名义送股份,以理财名义送股票、证劵、期货等金融产品,以领导亲属挂名方式送薪酬,以特定关系人为中介送贿赂,以上级退休后馈赠为名义贿赂等。二是做能出政绩的事情,特别是上级喜欢的政绩。比如,原湖北丹江口市前市委书记张二江为了出政绩,大肆数字造假,“一个村庄就是一个‘数字卫星’的组装基地”,其国内生产总值虚报为年均增长40%左右,号称“率先摘掉了贫困帽子”,夺得全省“十强”县市。结果,却身陷囹圄。三是做体现自己专横态度的事情。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安徽阜阳市当市委书记的时候,就被当地人称为“土皇帝”。他在任时,竟然上马了严重脱离实际需求的机场建设项目,而且很多企业主被强制摊派了上百万元的机场建设费用。如此蛮横,不得人心,最后他也为自己的荒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四是做身边亲属、熟人、情人喜欢的事情。再如,有的官员为了包养情人,巨额贪污公款;有的官员为了孩子、家人,而转移资产,争做“裸官”;有的官员为了对熟悉的下属有个交代,跑官、买官、卖官;有的官员为了哥们义气,违法批项目、挪用公款、渎职;等等。这都说明了这些官员的现实态度,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其以后必然落马的命运。

在一个腐败丛生的行政环境内为官,想保持一身正气、出污泥而不染,确实不容易。在中国官僚制度史上,留下好名声的人也有不少,如唐朝的魏征,以敢于对皇帝说真话、批评皇帝错误著称,那篇《谏太宗十思疏》至今读来不仅朗朗上口,而且有现实借鉴意义;北宋的苏东坡因为批评王安石变法,又被政敌陷害,被贬官到偏远地区,在波折的政治生涯中,苏东坡没有灰心丧气,反而成了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,成了文官的榜样;明朝的海瑞,被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一书中誉为“古怪的模范官僚”,因为执法如山,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,不被同僚接受而显古怪,又因为敢于直言批评皇帝、清正廉洁而享有模范声誉;清朝的郑板桥,做了12年县官,以画竹子明志,以“难得糊涂”心得对待官场生活,成为官场奇葩。因为历史上有这些好口碑的官员存在,所以民间呼唤清官的声音还是震耳欲聋。但是,仅仅呼唤传统意义上的清官,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官僚体制还没有脱离落后的传统,另一方面也说明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权力监督机制仍不健全。与其期盼清官,不如期盼清制,一种监督、制约官员权力,使官员不得不清正廉洁的制度。

客观地说,官员个人的为官态度,可能好,也可能坏。官员好的态度有可能出现在为官初期,可能出现在某些特定的时期,也可能出现在东窗事发的末期。可悲的是,官员坏的态度常常成为历史的常态,成为普通民众摆脱不掉的梦魇。要让官员的好态度成为常态,坏态度无处藏身,必须有权力监督、制约制度。尽管执政者也制定了许多严厉的制度规定,同时也鼓励官员提高官德修养,所谓内外兼治,也涌现了一批有现代法治态度和作为的好官员,但是,执政者仍然需要向外取经。

有两例子可以说一下。如中国香港地区的廉政制度,赋予廉政公署以独立的反腐调查权和民众的舆论监督权,使当地官员不敢不廉洁,不敢不遵守法治,不敢不服务好民众,不敢不有好的为官态度。即使像前特首曾荫权这样的重要官员,也要为乘坐私人游艇、飞机、租住内地房屋的行为,承受媒体、民众的严厉问责,配合反贪部门的调查,发表若干解释性、清白性的声明,以证明自己的清正。再如,中国台湾地区的知名人士龙应台,就以4年的台北市文化局长的为官经历,很好地证明了她的为官态度,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,文人做官,“可以坚‘忍’不拔,可破可立,可以言行一致,可以经得起权力的考验”。曾荫权、龙应台都是中国人,只是因为置身于一个比较好的监督、制约权力的制度环境、文化环境内,才有了比较好的从政表现,才让普通民众少了一些对官员权力的惧怕,在此前提下,个人的好态度、好作风才有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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